专访王勃华:中国光伏产业即将进入快速成长阶段

　　在经历了三波大的调整之后，中国光伏产业即将进入快速成长阶段。

 

　　近日，《红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请其详细阐述了中国光伏行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光伏企业的发展模式，未来需要特别注重的一些问题。

 

　　以下是专访实录。

 

　　生产端终将回归专业化模式

 

　　《红周刊》：能否详细介绍下光伏企业的主流发展模式？市场发展是否为技术驱动型？

 

　　王勃华：从生产端看，分专业化、一体化两种模式。历史上，光伏产业经历了从专业化到一体化的过程，现在正处于一体化阶段。不过，参照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程，光伏行业最终还是会回归专业化。

 

　　早期专业化阶段，大家在单一环节里扎堆，分工相对明确，盈利在电池和组件环节。

 

　　在一体化模式之下，很多龙头企业覆盖了硅片、电池、组件等环节，许多环节属于内部采购，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获得较好盈利水平。基本上主流制造商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应用端了，比如协鑫、晶科等。

 

　　这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即多晶硅专业化、后多晶硅环节一体化趋势。尽管协鑫也做多晶硅，但协鑫专设一个厂来做；而中能硅业、亚洲硅业等企业都是专业化生产。

 

　　专业化趋势现在已经抬头，比如电池片环节。相对组件环节，电池片环节技术含量高得多，如通威、爱旭、展宇等企业专业化发展趋势较快，去年大家普遍盈利水平不高，但是这些专业化公司的增长率却都在100%以上。

 

　　所以，我认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还是要走专业化路径，一体化只具有阶段性优势。

 

　　但专业化的分类会怎么分呢？是不是就是按现在的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这样来分？不一定，未来可能还会有演变。

 

　　本质上光伏产业是市场驱动型，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又是政策主导型，所以是政策驱动市场、市场驱动产业。目前市场尚处于发育中，产品价格偏高，核心命题是降低成本。

 

　　由于光伏产业国际化程度高，在前沿技术和基础技术研发上，合作研发占主流；不过，在产业化研发方面，自主研发为主流，因为产业化水平目前中国最高，国内已绝对领先。

 

　　回顾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发展速度特别快，主要是因为两个特点，即国际接轨程度高和民企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的光伏企业遍布全球，并且决策速度快。每当行业内出现一个热点，投资商就蜂拥而上，一投入技术改造升级，新的产能很快就会出来，产能增加速度很快。

 

　　当然，发展快还有另外一个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具有雄厚的半导体产业基础，现在很多做光伏的企业原先是做半导体的。

 

　　经历了三波调整期

 

　　《红周刊》：光伏产业大概3-5年一个周期，每个周期掉一个龙头，这波周期预计会有什么变动吗？

 

　　王勃华：我们一般不太讲周期，从图形看，没有正弦波这样的周期，更像脉冲，没有形成周期性的发展规律。脉冲是因为起步阶段起伏大，现在应该是要进入快速成长阶段，拐点即将出现。我这里说的“拐点”主要是指市场规模。

 

　　龙头企业格局会不会变？不好说，现在是优胜劣汰的重要时期，集中度提升有利于大型企业。

 

　　其实从全球来看，光伏行业是个全球性的政策主导型市场。德、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需要政策补贴和政府规划。从这个角度讲，目前产业还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发展规律的状态，产业格局还不稳定。

 

　　从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三个调整期。

 

　　2004年前属于潜伏期，产品主要用在离网系统，组件产量一年才两兆瓦，多晶硅价格每公斤30美元。

 

　　2004年至2008年，中国光伏产业迎来发展的重要时期，期间全球装机环比增长分别为34%、63%、89%、103%。中国于2006年推出《可再生能源法》，政策环境开始建立；2007年我们就成了全球最大的组件生产国，产量从两兆瓦变成1.25吉瓦，由此奠定了国际地位，到现在我们已经连续12年冠军。

 

　　这一时期多晶硅价格最高达到400多美元/公斤，当时行业里说“拥硅为王”。

 

　　2008年至2009年是中国光伏产业的第一次调整期，全球装机增长率由2008年的103%下降到21%，多晶硅价格暴跌至40美元/公斤。与之同步的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光伏企业当时对国际市场依赖度较高。

 

　　2009年至2011年，我们又步入制造业的爆发时期，全球装机在2010年的增长率又迅速拉到140%。当时有一轮建设热潮，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300个要上光伏，20个要建1,000亿光伏产业园。多晶硅每公斤价格从40美元升至90美元左右。

 

　　2011年至2013年，我们迎来第二个剧烈调整期，调整幅度很大。全球装机增长在2011年降到73%，2012年仅6%。多晶硅价格从90美元/公斤跌至15美元。

 

　　这一轮多晶硅价格的调整对我们影响比较大。2011年，中国的多晶硅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原来多晶硅依赖进口的局面得到突破，出现第一个百吨级多晶硅厂，两年后又出现了千吨级，之后很快万吨级也出来了。

 

　　这波剧烈调整受到两方面冲击，一是两大主力市场下滑，欧洲、美国对我们进行“双反”，影响到我们出口，恰恰当时我们对海外市场依赖度很高，二是中国在金融危机后投资4万亿，很多行业泡沫开始破灭，只剩下光伏一个热点，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之后就是从2013年到2018年的“531”时期，国内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国内市场在这一时期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场。这个爆发式增长和国内政策支持息息相关，连续六年新增装机全球第一，远超预期。2018年“531”之后至今就是第三波调整期。这次调整和以往有所不同，相对稳定，从寻求增量变成存量清洗，从拼规模、拼速度、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技术、拼效益531政策后，我们走到了平价上网的前夜。换句话，2019年、2020年是关键过渡期，原来国家发改委能源所判断2022年全行业能够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但是现在看来有可能会提前，不过最早也可能要到2021年以后，但是会不会是全行业就另说了。

 

　　要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注重现金流

 

　　《红周刊》：从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避险的机会？

 

　　王勃华：有个大的方向，就是加强海外新兴市场的开拓。光伏是全球性的市场，中国市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全球的光伏产业都在蓬勃发展，欧洲市场也是老树发新芽。原来我们说2015年装机1吉瓦以上的有6个左右，2019年很可能就要达到15个。换句话说，体量大的市场越来越多了，因此一定要去开拓国外的市场，这方面我们有优势。

 

　　以前的海外市场回款快，而且法律制度健全，但是要注意现在有些参差不齐了。 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市场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现在比较分散，还有肯尼亚、印度等国家。经营团队能否适应这样的环境？能不能把目标国的政策研究明白？遭遇双反、各种限制竞争的条款怎么办？这是新的挑战。

 

　　不过，总体来看，多关注海外市场是非常有必要的。

 

　　举个例子，受531冲击相对小的企业都是那些海外业务占比比较高的，如阿特斯海外业务占比85%，协鑫集成超50%，东方日升是46%，晶澳也有60%。行业龙头隆基股份的硅片业务有20%在海外，注意，虽然这个20%的占比对比起来看似乎不高，但该业务的同比增长增速达56%。还有像固德威这种做逆变器的企业，海外业务占比虽然已经50%了，但去年同比增长了10%。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要关注企业现金流问题，资金链应该处于一个合理区间，产能要能上能下。

 

　　如果当时能够多熬半年，赛维-LDK就不会垮掉。当时公司把设在合肥的生产线卖给通威，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之一，结果通威接手两三个月以后，就开始有订单了。

 

　　天合当时很凶险地躲过一劫。当时看到尚德、英利、LDK上多晶硅，它也上，连云港这个项目都快差不多了，结果天合一看势头不对，壮士断腕赶紧退出了。这样的决策不是谁都能做得出来的，还是要合理规划，及时回笼应收账款、尽量降低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