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变局来了？

发于2024.7.1总第11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聘用过我们学生的企业都觉得不错，几乎100%愿意再招人。”练飞说。

练飞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南工职大”)招生就业处处长，临近毕业季，他与同事组织了两场大型招聘会。这两年，他明显感知到一个变化：企业主动找到学校，希望能招聘首届四年制的职业本科毕业生。

南工职大原是江苏省内知名高职院校，2019年底被批准升格为职业本科，成为国内第一所公办的职业本科院校。2022年，学校第一批专升本两年制的职业本科生毕业时，企业对学生并不了解，学校领导和老师需要主动向对口企业推介学生。两年后，企业态度发生了改变。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加。6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其中共包括51所职业本科院校。2021年，中办、国办发文称，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与此同时，近两年，多地中职“关停并转”。

这样的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职业本科要大规模来了吗？中职未来会走向何方，公众的普职分流焦虑能缓解吗？

“职业本科要成熟一个办一个”

6月22日，南工职大公布了2024年招生计划，新增了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等三个本科专业。练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升格为职业本科后，学校本科招生计划每年都在增加，录取分数线也在提升，“去年我们做过一个对比，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已超过了江苏省内所有民办本科，在公办本科中，也超过了一些二本院校”。练飞介绍说，今年学校计划招收约6700名职业本科生，生源包含参加普通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职教高考的中职毕业生，以及专升本的高职生。

今年以来，国内多地新设职业本科高校。职业本科是国内职业教育体系中培养较高层次人才的一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是国内职业本科中的“明星选手”，2023年6月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次在广东本科批次招生时，物理类投档最高分数达595分。这一分数可以进入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名校就读。

国内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可追溯到2014年。当年6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9年5月，教育部批准中国第一批职业本科学校，由高职院校或独立学院升格而成，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本科职业教育的试点探索。

匡瑛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2022年，她和团队调研中国职教体系时明显感知到，职业教育的高端层次，尤其是职业本科的出现有很强的外部动力，“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直接相关”。

匡瑛团队的调研涵盖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今企业岗位的工作任务与性质已发生明显变化。以畜牧业为例，现在宠物产业已成为畜牧业领域的热门方向，需要结合医学培养人才，但这在职业教育领域过往鲜少被关注。在制造业领域，需要工人把握机械技术原理，提升对复杂情景的判断和处理能力。“服务业的业态也有显著变化，比如旅游业更强调定制化服务，酒店更注重主题化，过去五六个岗位的工作，现在由一个人来完成。”匡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过往，职教学生的“出身”也决定了其工作岗位的天花板。王红军是南工职大教务处原处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企业给专科生的工作往往以一线操作工为主。学校还是专科时，一些机械专业的毕业生会到南京一家高速齿轮制造厂工作，“厂里待遇不错，但学生只能待在生产线上，岗位没有上升空间，许多人干了一年就离职”。近几年，他发现，职业本科毕业生可以拿到工艺设计和技术研发岗位，未来有机会进入企业管理岗。

谁来办本科职业教育，曾一度引起争议。2014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化培养的关键环节”。此后，国内开始探索地方高校转型应用型本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国内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参考了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在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并列，本科为3.5—4年，硕士2年，毕业生拿工程学学士或硕士学位，学校与企业界联系紧密。德国职业教育发展成熟，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职业本科这一概念。

“从内涵建设上看，当时提出的应用型本科与(后来的)职业本科本质上没有区别。”孙诚称，重点都是引导地方高校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王旭初、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在202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国家政策鼓励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本科职业教育，但过去十年中，应用型高校处于观望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怕被贴上职业教育的标签，试点的主要力量来自高职院校。

王旭初提到，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应用型本科仍在普通本科的框架下发展，而职业本科的逻辑起点是职业标准。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计划，要把实践教学环节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位置，区别于应用型本科的“理论联系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些升格为职业本科的院校，主观上称要坚持职业类型发展，但实践中，却出现不同程度普通化、升学化、学科化趋势，想要摆脱“职业教育”标签。“职业本科依然是职业教育领域的前沿课题，想要办好，挑战很大，要真正建立在产业需求上，有高质量的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职院校不要一拥而上，而是成熟一个办一个。”

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上年增长17.82%，高职(专科)招生555.07万人，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职业教育约1.6%。匡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2021年，国家基于预估设定了10%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目标，这是为了便于地方执行，目前，职业本科的审批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匡瑛称，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国内对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需求必然会增加，将会有更多职业本科出现，相关专业也应随着产业需求灵活调整。对于职业本科的发展，应基于对各地经济的深入研究，根据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

普职分流焦虑能缓解吗？

与职业本科规模扩大相伴的，是近年来中职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的缩减。

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提到，2013年—2023年，中职招生人数减少了220.72万人。一位职业本科院校招生处相关负责人坦言，在人口新形势下，中职或将最先受到冲击。

今年3月，江西省宣布，原则上不再举办省级中等职业学校，相关学校从2024年起停止招生。这并非如外界猜测的江西将停办中职。

5月23日，江西省教育厅公开回应：省属中职停招，是为满足全省人口变化、产业转型升级新需求，可将办学资源整合注入高职学校，逐步扩大高职教育招生规模，提升办学质量。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推动区市集中力量办好中职教育。

近年来，多地中职学校“关停并改”、集团化办学成为中职改革的趋势。匡瑛解释，一直以来，国内中职学校都由市县负责办学和管理，此前部分行业技工学校曾被划归到省级管理，形成了省属中职，但总数占比很小。近期一些地方停办省属中职并非新的改革，而是中职教育办学权的一种回归。

中职教育的定位也在发生变化。原本，中职以面向产业，培养和输送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如今成为越来越多学生升学的通道。宁海职教中心是浙江省一所“双高”【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中职学校，该校校长袁哲海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目前，学校80%—90%的学生都会选择参加职教高考升学。

2021年，有媒体联合相关教科院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调研覆盖31个省区市10万多人。研究者发现，不少中职学校都以升学为取向。一所职业学校负责人直言，近几年，依托“五年一贯制”“3+4”“职教高考”这些通道，学校的整体升学率达到90%以上，有的中职学校学生就业率不到10%。

2022年，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的张志勇提出，在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的背景下，市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层次要求越来越高，职普分流从“初中后”转向“高中后”是必然选择。

中职未来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多位受访教育学者对取消中职教育持谨慎态度。匡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职教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它成为整个职业教育体系的底盘。如今，中职要起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兜底，对于不适合上普通高中的学生，要在其通往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搭一座桥；第二，整个职业教育体系已发展到了本科，中职扮演的就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合适生源的角色。“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职都要至少扮演其一的角色，哪怕所占比例不是很高。”

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官方表述是“大体相当”。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提到，要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时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称，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而是允许各地因地制宜，普职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差异。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23年，普通高中的招生占比约68.07%，中职教育招生占比约31.93%，两者比例接近7:3。

为打通中职人才上升通道，多地在探索职教高考，这是为职教体系内的学生提供一种高考形式，与普通高考并行，中职学生通过考试可以入学大专、职业本科。职教高考考查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但目前并非在全国统一实施。前述职业本科院校招生处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目前职教高考实施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职业教育门类多，技能考试内容不同，缺乏像文化理论课一样的标准，而且标准制定难度大，兼顾考试的公平与效率是一个挑战。

“选择哪些试题、考查哪些技能、设计何种载体，都是影响考试信度与效度的关键。”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德泉也公开提到。他建议，可考虑联合协会、企业、高校、课程专家开发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根据知识和技能的共同性，将不同专业汇集成大的专业门类，设置相应考试科目，与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大类之间建立对接关系。

职普融通要贯彻全学段

家长对普职分流焦虑，还在于国内尚未建立完善的职普融通机制。多位职业本科院校的老师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一个令其尴尬的情景：他们参加子女的家长会时，老师直言，“如果你们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上职校”。

6月初，浙江温州发布一则通知，提出普通高中生和中职生间允许互相转学。温州自2015年开始推行职普融通，此次进一步修订了转学时间，即双方学生有三次转学机会，分别在高一第一学期、高一第二学期和高二第一学期结束前一个月。依照通知，中职学生转入普高学校，其当年中考成绩要符合转入学校录取要求，普职互转的学生原则上编入同年级学习，毕业要满足学校相应标准。

近年来，福建、浙江、山东等多地都在探索职普融通。宁海职教中心从2016年起试点职普融通班，袁哲海介绍说，现在每届招3个班，一个班40人。中职一年级时，学生在学校上普高课程，一年级结束时，选拔成绩在前20%的学生到普高读书。2021年，厦门开始试点职普融通，挑选三所中职学校和两所普高作为试点学校。按照规定，试点中职生在高一下学期通过指定考试，可以进入普高；普高学生如果不适合高中课程，也可以通过指定考试，流动到职校。

职普融通原本想架构起职普“双通”的立交桥，但实践中，很多地方却变成普通高中向中职输出学生的“单车道”。专家指出，一些地方的制度阻碍职普融通的推进。普通高中和中职的学籍系统不同，普高需要预留学籍，否则，中职生转入普通高中存在障碍。一些中职也只能和当地并非最好的高中组成联盟，实现普职互转。

近期以来，多地也在调整和优化职普融通政策。4月，浙江省印发职业教育相关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职普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机制，允许符合入学条件的职普学生学籍互转。此外，在大中小学全面融入职业教育内容——中小学结合劳动教育、技术课程，建设一批省级职业体验基地。在普通本科院校，加强实验实习实训实践教学，将职业体验和生涯规划贯穿学习全过程。

“我们认为职普融通是在高中阶段进行，实际上不是的，它应贯彻全学段。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就应有相关课程和活动渗入。”匡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孩子选专业大多是盲目的，根本不知道一个专业学出来后能干什么。”

匡瑛称，在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了解父母的工作，比如工作场所是在办公室还是户外，工作时长多少，要不要加班等。到了小学阶段，学校会开展各类扩展教育，学生在这过程中要开始思考，自己适合和设备打交道，还是与人打交道，是适合创新研究性的工作，还是重复性的工作。

在德国，小学阶段结束时，老师会给家长建议，孩子是较适合走双元制的职业教育道路，还是继续走普通中学的道路，老师也会观察学生更擅长的是动手实践的创新，还是文化课的学习，学生在自我探索过程中对自身认知也会越来越清晰。匡瑛指出，目前，国内现有的劳动教育课程，对学生后续的职业指导缺乏价值。理想情况下，应让胜任的职业院校老师为中小学设计劳动教育课程，可以很清晰地跟未来的职业体验结合在一起。

专家建议，在大学阶段，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也可以打通互相选课的机制，实现学分互认。在匡瑛看来，普通高校可以允许学生选修3—4门职业院校的课程，对其就业、生活技能提升都有帮助；反过来，职业院校学生也可以选修普通高校的通识课、基础课，跨领域学习能更好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适应企业需求。“从现实来看，职业院校可能开不出那么多课程，成本也很高，职普融通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今年以来，本科生“回炉”读职校的话题登上热搜，也折射出一些高校大学生在找工作时对职业技能的需求。在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校近两年招收“回炉”考取技术技能证书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累计超过150人，其中不乏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这并非特例，近年来，不少职业学院甚至专门开设“大学生班”，进行专门的技术培养。

匡瑛分析说，当下强调职普融通，不是说普教吃掉职教。总体来讲，目前职普融通的创新还不够，需要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和震称，职业教育体系不光是指职业学校教育，即从中职到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应是学校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协调发展。在他看来，德国不存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学历体系，而是建立了“职业学校教育+职业继续教育”体系，学生只上三年职业学校，工作后可以在企业接受完备的继续教育，最终造就出德国数量庞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他形容，国内的职业学校教育阶段就像是“长江上修了一座桥”，把桥修通并加宽，帮助技能人才脱颖而出。“但一过了桥又成了崎岖小路，谁会喜欢走这座大桥？”

在他看来，发展职业教育，学校阶段要提升教学质量，与此同时，企业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完善培训。“让每一个工人有机会评上副高、正高级职称，让他们受到社会的认可，高技能人才才能真正脱颖而出。”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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