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老年抑郁

发于2025.1.20总第117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三年前，家住河南的张蓉突然开始食欲大减，体重骤降，短短半年，从130多斤瘦到90多斤。之后，她先后做了肠胃镜、CT、癌症指标筛查等多项检查，未查出病因。

去年2月初，张蓉的女儿赵曼带她到北京多家医院的消化科就诊。被问及哪里不舒服，张蓉会说哪里都不舒服。她形容这种不适像一股“电流”在全身穿行。

一位医生听到张蓉的症状和询问她的反应后，特别提醒赵曼：“建议去精神科看一看。”赵曼这才意识到，母亲的情绪状态可能出现了问题，随即带她去北京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诊断单上显示“重度抑郁伴轻度焦虑”。

张蓉今年62岁，像她这样受抑郁症困扰的老年人还有很多。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的数据，全球估计有3.8%的人口患有抑郁症，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5.7%。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黄悦勤团队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的研究数据显示，国内老年人抑郁障碍的年患病率为3.8%。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将心理健康列为三大健康维度之一，强调对老年人的心理照护。

老年抑郁症，是指60岁及以上特定人群中常见的抑郁症，通常与身体疾病相伴而生。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康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在门诊遇到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并不少。“实际比例可能更高，因为很多老人处于‘沉默’状态，未被及时发现。我们所见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与国内抑郁老年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年人精神健康服务资源仍十分有限，二者之间并不匹配。

往往表现为身体不适

体重的快速流失，使张蓉原本红润的面容变得苍白泛黄，眼角皱纹加深，脸部皮肤松弛，整个人老了不少。状态不好时，她连走远一点的路都觉得吃力。除了体重减轻，张蓉还一直怀疑自己得了重病。

康琳表示，抑郁情绪通常伴有躯体症状，比如暴瘦、失眠、胸闷、心慌等。如果消极状态持续两周以上，并对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就可能是抑郁症的表现。对老年人来说，从开始出现症状，到最终确诊，往往会间隔数月甚至更久。

自20世纪90年代起，鲍枫便开始在北京安定医院从事精神疾病诊治工作，如今他是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老年病房主任。鲍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老年人在抑郁症初期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也没有及时就诊。他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症状已持续一年甚至更久的老年患者。他们通常先到消化科、心内科等科室求诊，辗转多次后才被告知问题出在情绪上，最终转到精神科。

鲍枫在门诊遇到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年龄多在50—70岁。他观察到，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容易出现“躯体化”症状。年轻人可能会直接说“我心情不好”，老年人往往通过身体不适表现情绪问题，比如“胃疼”“忽冷忽热”等，而这些不适常常查不到明确病因。

从2021年起，北京回龙观医院开设老年抑郁专病门诊，每天前来就诊的老人有六七十人。该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常年专注老年患者的治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门诊遇到的老年患者基本在70岁以上，抑郁症患者比例超过一半。据她观察，导致老年人抑郁症病情波动的因素，主要有丧偶、躯体疾病逐渐增多、成为空巢老人等。

“近年来，首发的老年抑郁症患者很多，尤其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燕江陵提到，现在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以前是大家庭，几代人住在一起，彼此交流多，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很小。现代家庭规模缩小，很多老年人一个月都没人和他说话，这种长期的孤独感容易导致抑郁。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0%。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人数也会增加。

康琳称，老年抑郁症患者往往会压抑自己，不容易表达情绪，容易被忽视。很多老人退休前有明确的社会角色，一旦退休，社会活动减少，社会属性变弱，会产生强烈不适应感。很多子女不和父母住在一起，难以及时发现老人的情绪波动。

张蓉是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缩影之一。赵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长期在北京工作，且已成家。由于工作较忙，一年到头她很难抽出时间回老家看望父母。她回想，母亲退休后，渐渐失去了生活重心，也缺乏自己的社交圈和娱乐方式，子女又无法常伴左右，这可能是母亲抑郁的根源所在。

如今，帮在大城市工作的子女带孩子，成了很多老人退休后的“必修课”。燕江陵接诊的老年患者中，帮年轻人长期照顾孩子的父母，被诊断出抑郁症的比例很高，尤其是老年女性群体。燕江陵表示，即便是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家庭，有的也为了节省开支，不愿聘请保姆，让老人承担了更大压力。有些老人习惯了旧的育儿方式，和子女的教育理念差别很大，容易导致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部分老人为了家庭和睦而压抑情绪，最终导致抑郁。

康琳表示，有些老人，为了照顾孙辈，会从家乡迁居到子女所在城市，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生活圈子。新环境中，他们可能没有熟悉的朋友，生活习惯也和年轻人存在差异，再加上照顾孩子，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很多老人因此产生诸如憋气、疼痛等“躯体化症状”，但检查却查无所获。“在门诊上，有的老人谈到这些时会不自觉地流泪，但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这种老人，需要适当给自己放假。”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费立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年人抑郁症的原因，一般最终都指向基因、社会事件、个人人格这三个因素，每种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社会因素包括遭遇疾病、经济压力、重大事故等外界刺激，人格因素对应了个体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性格悲观往往更易患抑郁症。

诊断与治疗难在哪里？

抑郁症，不仅意味着一系列症状的合集，还关乎患者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康琳说，医生在临床上，通常不仅看患者的症状，也要综合考虑其生活环境、社会背景以及心理状态。

康琳表示，一般筛查老年抑郁症，会重点关注体能、兴趣等方面是否出现下降。一旦存在这些问题，医生会对患者进行量表评估。但量表评估带有主观性，因此在抑郁症的诊断中，最终诊断取决于医生的专业判断。初步筛查后，医生会对抑郁症患者进一步评估，涉及心理、症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等。这种评估不是机械地提问，而是在和患者的交流中，自然地带出一些问题，比如“是否换了新的生活环境”“是否在帮子女带孩子”等。过去医生认为，问这些“生活琐事”不够专业，但现在越来越多医生意识到，这些问题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很大。

部分老年抑郁患者可能不善表达，甚至不愿配合医生的诊治。与老年患者交流时，康琳会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语速、行为举止等，她说，“这些细节对判断病情很有帮助，不过，这也是老年抑郁症识别和治疗的复杂性所在”。

鲍枫谈到，精神科医生不仅要学医学，还要懂心理学和社会学，通过细微的观察，帮助患者逐步打开自己的内心。“精神科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开药，还需要对患者的生活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有时候比药物更重要，能真正改善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

燕江陵表示，很多老人出现躯体不适，大多先去综合医院就诊。因为症状和体征不匹配，容易导致被误诊或漏诊。很多较轻病症，比如浅表性胃炎、慢性胃病，可能都同时伴有抑郁症，易误诊，会延误治疗。鲍枫在门诊上，曾遇到不少老年抑郁症患者，在其他地方被误诊，未得到及时正确治疗，影响到后来的治疗效果。

“老年抑郁症的治疗，时效性很关键。”燕江陵谈道，对于老年抑郁症患者，从首次发病到开始接受系统治疗，平均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张守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老年抑郁症常与其他疾病并存，尤其是痴呆类疾病。在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障碍疾病的早期，抑郁症的发生率很高，研究显示大约40%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会出现抑郁症状。在鲍枫看来，目前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并不清楚，治疗时需要针对不同的病因进行细致区分。一些医生可能会忽视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原发病的诊断，导致治疗不当。

目前，药物治疗仍是抑郁症的主要治疗手段。相较于年轻人，老年抑郁症的治疗更复杂，因为老人可能本身就已经服用多种药物。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会增加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

康琳表示，医生给患者用药前，要详细了解患者之前的用药清单，避免药物间的冲突。同时，老年人的肝肾功能下降，药物的代谢速度减慢，药物副作用更容易出现。通常，医生会从极小剂量起始给药，且需要逐步摸索合适的药量。比如对于同一种抗抑郁药物，年轻人可能从一片的剂量开始服用，而老年人则可能仅从四分之一片的剂量起始。

抑郁症治疗稳定后，还要面临不算低的复发风险。去年12月30号，鲍枫在芜湖的医院出门诊，曾在门诊遇到一位70岁左右的抑郁症患者。之前住院治疗后好转，回家后只服用一两个月药就停了，结果半年后病情复发。鲍枫表示，不少老年人患者病情好转后，会忽视巩固治疗，自行减药或停药，这很容易导致复发。第一次患抑郁症的患者，巩固治疗建议持续2—3年，如果是反复发作的患者，则要考虑长期服药。

在一些地区，老年抑郁症的治疗效果，并不那么理想。2023年开始，鲍枫在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坐诊。他注意到，芜湖是一个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城市，有很多留守老人。子女从外地隔三五个月回家一趟，带着父母去看病、取药。很多时候，老人不听从医嘱，吃药断断续续，治疗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也影响着老年人的就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居住人口比例大幅下降的同时，农村老年人占比越来越大。很多年轻人到大城市打拼，老人通常留在家里。2021年，发表在《中国全科医学》的一项研究，从北京大学组织的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全国追踪调查(CHARLS)项目中，提取了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的数据，发现近一半农村老年人存在抑郁症状。CHARLS项目的数据，是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进行入户调查得来的。

相比城市患者，农村抑郁症患者在情感支持、经济条件和治疗资源方面的缺乏，使得他们的抑郁症状无法得到及时的识别和治疗。鲍枫表示，安徽的很多山区患者从家里出来，需要倒好几次车，花费大半天甚至一天时间，才能到城里看病。经济条件差或文化水平不高的患者，根本无法独立就医，更难实现治疗的规范化。

“做好迎接老年生活的心理准备”

很多老人因为病耻感，即便有了明确的诊断，也不愿承认自己患上抑郁症。赵曼表示，医生下了诊断之后，她母亲依然和医生强调，自己是因为长期无法正常饮食，才导致的情绪问题。

202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老年人参与“老年心理关爱调查”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处于2019年牵头启动。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电话联系，对某一区域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心理筛查。“响应率比较低。100个电话中，只有几个老人愿意参与。”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科医生柳秀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郑慧娴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心理健康筛查时，一些老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病耻感让他们拒绝接受治疗。还有一部分老年人认为自己心理没问题，他们认为处理家庭琐事更重要，心理健康检查没有实际帮助，浪费时间。

在康琳看来，大多数老年人对抑郁症仍持否认态度。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强调“坚强”，因此会认为抑郁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与高血压或糖尿病的诊断相比，他们通常对抑郁症的提及表现出明显的抗拒。这种现象与过去社会对抑郁症的污名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抑郁症与感冒或高血压一样，只不过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情绪方面的异常。

费立鹏表示，过去20年里，抑郁症的概念已经逐渐被大众接受，但仍然存在挑战。老年人往往由于面子问题，担心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他建议，老年人需要更多的自我意识，意识到情绪问题，及时寻求帮助。同时，家属也要更加敏感，及时观察老年人的变化，尤其是在情绪上的波动，早发现、早介入。

做量表检查时，张蓉不会操作，赵曼全程陪同她完成了量表测试。回忆当时的情景，赵曼表示，她记得非常清楚，当被问到“你觉得自己有价值吗”这个问题时，母亲自言自语地回答“有什么价值？我对别人没价值”。赵曼说，因为身体变差，去年，母亲过年到自己家中住时，不止一次因无法帮忙做饭等小事，反复自责，认为自己没有价值。

老年人的情绪问题往往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衰老带来的身体功能下降。燕江陵称，很多人对老年生活的设想是理想化的，他们并未提前做好迎接老年生活的心理准备。所以，一旦遇到困境，往往因无法承受而发生抑郁。

燕江陵表示，老年期的心理准备，并不是简单地想象自己老了会是什么样子，而是要意识到社会、身体和环境都会发生变化，自己要不断调整心态。比如，以前可能很多人选择居家养老，但现在更多人选择养老院，大家庭的模式已不常见。

康琳表示，衰老本身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情绪。所以，老年人的问题不只是靠吃药就能缓解，比如视力和听力的丧失，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很难改善老人的情绪状态。她给本科生上课时，常常让他们穿上老年人体验服。穿上后，他们立刻就能真切感受到“老去”带来的不适：胳膊弯不起来，背也直不起来，走路时腿似铅块般沉重。再加上眼罩和耳塞，学生们一下子就会陷入低落的情绪状态。在身体功能丧失的状态下，谁的情绪都很难是积极的。“这样能让年轻人更共情老人的心境。”

“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过程。”北京市普仁医院老年科主任邢玉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所在的老年科，接收的患者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慢病管理人群，另一类是病情严重的临终人群。无论哪类人群，情绪问题都很常见。社会普遍强调健康和长寿的科普，但这些信息往往侧重于如何保持健康、延缓衰老，忽略了老去的心理准备。有些老人会因为功能逐渐丧失感到非常委屈，觉得自己无用，给家人添麻烦。

“事实上，失能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要帮助老人改变对衰老的认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依然有价值。”邢玉静说，目前，社会系统提供针对衰老和死亡的相关教育还很欠缺。整个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价值观，帮助人们面对衰老和死亡。

原海军总医院心理学专业创始人郭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年人如果愿意进行心理能力建设，主动维护心理健康，即使到了老年，也能较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境。心态和意识的成熟度，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社会和国家政策层面，需要增加投入和支持。”费立鹏今年75周岁，已经在上海生活15年。他真实感受到上海的老龄化速度。以老人去医院看病排队优先年龄为例，以前是70岁，现在要超过80岁才可以。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近年来，相关政策开始向老年人倾斜。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等文件，提出老年人群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之一，要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体检，每年为辖区老年人开展精神健康筛查，对于经心理测评有抑郁情绪的老人提供心理咨询和及时转诊。

2022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各地按要求对老年心理关爱点常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心理健康评估。2023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一封答复函中提到，目前已在全国2412个社区(村)实施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开展老年人心理与认知状况评估和随访干预，惠及70余万老年人。

与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相比，面向老年人的心理服务非常匮乏。目前，能提供抑郁症专业治疗的地方，主要是大型综合医院和精神专科医院。出院后，那些处于康复阶段，或状态长期稳定的患者，依然需要家庭和社区环境的持续支持。社区环境的心理健康服务，离不开社区医院和社工、志愿者。社区医院的服务包括很多方面，如基本医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疾病早期筛查、肿瘤随访、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管理等。

北京市东城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26.4%，表明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柳秀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精神科专业人员比较有限，她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有一位具有精神医学专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而且精神科医生日常工作比较繁忙，能分配到每位患者的时间也不多。

柳秀春表示，来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老年人中，确诊为抑郁症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有情绪障碍的老年人很多。有些人来过一次之后，问题得到缓解就不再继续就诊。她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抑郁症患者的服务，依赖于量表评估、初步诊断和向上转诊。

去年年底，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搭建了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筛查评估系统，评估涉及认知障碍、情感问题、焦虑、抑郁等方面。郑慧娴说，这套系统不仅能进行前期健康评估，还能提供干预和康复训练功能，包括一整套服务流程。不过，这套系统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而言成本不低，但这对于辖区老年人早期筛查抑郁焦虑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2月，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引入了专门的医务社工，负责指导对接老年患者出院后的照顾计划。当下，国内的社工体系仍不完善。费立鹏谈到，社工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作用不可忽视，但这方面的专业社工很少。就国内社工体系而言，目前还缺乏完善的晋升路径。一些在精神专科医院工作的社工，可能一两年后就转到护士岗位，因为后者的待遇更高。

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市普仁医院有“医联体”的合作，后者会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提供社工和志愿者服务，主要聚焦在居家安宁和失能老人的照护方面。“普仁医院的志愿者团队会为居家失能患者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支持。”郑慧娴说，目前经过系统化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和社工人员数量相对较少，不足以覆盖整个辖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服务诉求。

费立鹏指出，社区关怀对独居老人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缺乏社交活动的群体。尽管上海一些社区已开展了相关服务，但覆盖范围仍然有限。他建议，居委会或社区工作人员应定期关注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此外，他表示，不少老人因听力障碍难以正常交流，这不仅影响他们的社交能力，也对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为此，他呼吁社会和医疗系统提供更多免费的支持，例如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助听设备等。

费立鹏是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介绍说，香港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香港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的本科和硕士课程，通过专业培训，培养出的社工能够更高效地为老年人服务，尤其是在非政府机构或社区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为此类服务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了社工体系的发展。

相比之下，内地的社工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老年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类服务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费立鹏表示：“未来，需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老人重建社会联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