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宿的“桃花源”与生意经

早春2月，位于北京通州区的“中国宋庄”略显萧瑟。这是一座“步行10米就能偶遇一堆画家”的艺术小镇，也是“书签”民宿店主璇子的乌托邦。

行至小堡西街37号，推开书签民宿沉重狭窄的木门，瞬间能感受到一种古朴宁静的文艺气息，令人不自觉脚步放轻。

400平方米的“书签”民宿由传统北京四合院改建而成，在不动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璇子和合伙人将整个院落进行了大改造。如今书签设有10间客房和一个天景式的庭院。

像书签民宿这种利用乡村民居，结合当地人物、自然资源加以改建，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的民宿，被定义为“乡村民宿”。

如今，在北京通州区有30家乡村民宿，而整个北京约有699家乡村民宿。

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全国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过63万套，比2020年增长超16%。

近两年，乡村民宿正在全国范围内成倍增长。从1.0版的农家乐到2.0版本的主题客栈，时至今日，乡村民宿早已步入3.0时代。

今年春节，“包个小院过大年”成为新趋势。蒲里日记民宿店主刘挺感受到了今年春节民宿生意的火爆，“29间，全部满房”。

由于疫情原因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近郊游渐成趋势，但看似火爆的乡村民宿生意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包小院，开民宿

2017年，一档田园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在全网刷屏，伴随综艺的火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家院走进大众视野。

一年后，“60后”煜姐姐开设了自己的民宿，取名“陌上花开”。地点在《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北京密云区雾灵山北麓的花园村。

彼时，花园村还是一座中小型度假村，聚集着众多当地农民利用自家院落吸引城市居民前来旅游的农家院，而高端乡村民宿寥寥无几。

2016年，煜姐姐创办旅游网站遇到瓶颈，打算暂避现实逃到乡村生活一段时间。

“第二天清晨，于晨雾中醒来，听鸡鸣犬吠、看安达木河流水淙淙，远眺对面的京北最高峰——雾灵山，顿觉心情开阔。”

在当地村民的介绍下，善于投资的煜姐姐在花园村租下了5套老宅。

“老房子是有生命的”，为了延续旧屋的质感，煜姐姐根据每套院落本身的特点设计老屋，简单朴实的院落风格浑然天成。

和文艺理性的煜姐姐不同，静喧民宿店主王郑炜开设民宿的初衷，源自对儿时乡野生活的眷恋。

1992年出生的王郑炜是北京密云人，英国留学回来后，曾在中信银行任职。三个月后，王郑炜毅然放弃了稳定枯燥的体制内工作，到大理当了一年多的民宿管家。

2020年8月，经过一年半的筹备期，王郑炜在密云龚庄子村买下一块40年使用权的土地，在这座村民不足200户的北方村落一步一步搭建自己的乌托邦。

王郑炜对于静喧民宿的描述契合大多数民宿店主最朴素的初衷——“邀上几个好友品茶聊天，有诗有酒，四季不变”。

但乡村民宿所展现的慢生活并不是开民宿的唯一理由，市场和经验同样需要考量。

蒲里日记民宿店主刘挺曾赶上旅游行业的黄金时代。

“开民宿是在疫情前，那个时候旅游市场非常好，不光是出境游，国内旅游，周边游也都在稳步发展上升。”

此前，刘挺曾在旅游行业打拼多年，对于酒店产品和服务业有着成熟的经验。

刘挺回忆，2020年北京周边民宿的发展远没有现在这样火爆，各种类型的精品民宿刚刚出现。

“在北京郊区选址特别困难，能找到一个几百平米，各方面条件又都适合的地方并不容易。”最后，刘挺将蒲里日记开在了距离北京市区90多公里的延庆区韩郝庄村。

虽然仍旧主打度假休闲，但此时乡村民宿早已与传统的农家院不同。

“亲情、定制、民俗”的标签，决定了乡村民宿打造的是充满情怀的艺术空间，处处体现着民宿店主的生活趣味。

乡村民宿的生意经

2011年，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裸心谷一房难求。

莫干山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风景尤美。沿着盘山公路而上，沿途独栋别墅式民宿小屋林立，入住率甚高。

据公开资料显示，裸心谷民宿每间房的年利润接近香格里拉民宿的一倍。在此后多年，莫干山的商业模式成为一众民宿店主的风向标。

但正如刘挺所言，“诗与远方是客人的，柴米油盐是自己的”。

乡村民宿虽然借助大城市周边游的兴起，完成了农家院到高端化的转型，但种种不确定性，仍牵动着民宿店主的神经。

今年春节期间，因为地处检查站10公里内，到花园村需要48小时的核酸检测，陌上花开民宿没有开门。

而位于通州宋庄的“顺12”民宿虽然早在春节前一个月就有老客户在微信上预订了民宿，但也只接待了两波客人。

“顺12”民宿客单价在人均300元左右，即便在“本地游”风潮下，春节期间“顺12”的流水也仅有3万元左右。

王郑炜的静喧民宿前期投资高达700万左右，在乡村民宿行业，这个数字算不上另类。

“乡村民宿前期投资差距很大，面积风格不同，投资从几百万到几千万都有可能”刘挺说道。

据多家民宿店主介绍，民宿在节假日期间的普涨在20%左右，蒲里日记平时一间客房的均价在800元到1200元不等，周末则在1500元到2000元。

但即便是几百甚至上千的客单价，乡村民宿想要回本仍旧需要一段时间。

在煜姐姐看来，正是从莫干山开始，乡村民宿脱离了农家院的实用功能，如今，乡村民宿作为都市上班族精神空间的短暂栖息地，有着农家院难以比拟的吸引力。

今年，刘挺在延庆区马营村开设了第二家蒲里日记民宿。因为热衷于冥想，他专门留出一个几十平米的纯白空间用于客人冥想。

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个空间，用作了求婚场地”刘挺说道。

现实照进乌托邦

当“诗酒趁年华”的洒脱迎面撞上现实，民宿店主很难重拾诗意。

被问及最初的乐趣是否还在时，王郑炜直言“挺操心的，诗和远方都快没有了。”这是大多数民宿店主普遍面临的困境。

这间600平米的乡村民宿，在整个施工阶段经历了无数次的修改，“最后都没有按照图纸建设”。

除此之外，乡村民宿店主还要面临较低的顾客复购率。在煜姐姐看来，乡村民宿的顾客群体集中在90后和00后，“这部分群体忠诚度其实是最低的”。

在拍照打卡盛行的社交媒体时代，乡村民宿很难长久地留存顾客。春节期间看似火爆的乡村民宿仍需考虑未来长久的发展。

“乡村民宿的黄金期仍未到来”，在刘挺看来，疫情仍是阻碍民宿行业发展的最大阻碍。

煜姐姐则认为，即便疫情结束，乡村民宿仍旧有自己的发展周期，“还有三、五年的黄金期，就像之前的度假村，兴起一段时间慢慢会转变成另一种形式。”

今年，王郑炜准备重新开设一间独栋小院。“或多或少在民宿还没像现在这么商业的时候受过熏陶吧”因为曾短暂定居大理，王郑炜对乡村民宿有着生意经之外的情感寄托。

民宿和商业似乎有着天然的对抗性，当过于商业化之后，民宿店主被杂事缠身，最初寄情山水的美好想象终将随着柴米油盐的繁杂而消耗殆尽。

小而美的乡村民宿终究是一门关于“人”的生意，现代桃花源的重塑仍需民宿从业者们的共同努力。